《晚清最后十八年(全集)》-第十七章 大清灭亡,民国重回革命

更新时间:2020年04月25日 星期六 16:56:51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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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让位”了,同盟会该怎么办?是按照孙文的意思继续保留革命党的色彩,还是按照宋教仁主张的褪去革命党的色彩,改造成公开的政党?自然,孙文已经“让位”,民国已经成立,再革命就没有任何理由了,同盟会要么解散,要么改造,宋教仁的主张才是大势所趋,连孙文也无法阻挡。1912年3月,同盟会由地下走向公开,宋教仁被选举为政事部主任干事,开始对同盟会进行政党改造。

宋教仁果然不负众望,他挑选同盟会中的非激进分子,与其他民主政党、社团合并和改组,成立了合法公开的全新政党——中国国民党。宋教仁成为代理理事长,虽然名义上的理事长还是孙文,但很显然,宋教仁已经成为了这个全新政党的操盘手。这个政党脱胎于同盟会,或者说取代了同盟会,但它又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同盟会,它成了合法政党,没有了革命的宗旨和色彩,用宋教仁的话来说,这就是“毁党造党”“大公无党”。

宋教仁自然不会只是改造同盟会这么简单,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政党竞选和内阁制。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随之迁往北京,改为北京临时参议院,并立法规定1913年将召开民国的正式的国会(包括众议院、参议院)。说起来这个年限还是当年载沣定下来的,民国都成立了,自然不能比当年的大清还落后,宋教仁早已经瞄准了国会选举。

与宋教仁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很多人,一时间,民国大地上出现了数百个政党,党员人数无法统计。据说在北京,陌生人之间打招呼,在问完“贵姓”之后还要问“贵党”,他们都铆足了劲,准备竞逐第一届国会选举。请注意这是选举,而不再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指派了。民国毕竟已经成立,共和立宪这个民国最大的政治谁也无法撼动,任何势力都无法反对“国会由人民选举”,北京临时参议院也至少要在立法上把选举权落到百姓们之中——当时规定合法选民除年满21周岁的男性(妇女没有选举权)、在选区内居住2年以上外,或至少满足其中一项:每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动产;拥有小学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这样,民国4亿多人口中,统计的合法选民约有4000万。

现在,民国需要的只是一批防止法律只停留在纸面上的人,需要只是一批用扎实工作把法律落地的“较真”之人,宋教仁即将成为他们的代表。

1912年12月,国会选举正式开始,在这场“选战”中,最辛苦的应该是宋教仁,他组织国民党人马四处集会、演讲、造势,发动选民投票,同时也亲自拉票。他要求国民党全党“要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运动”。“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在这个擅长的领域,宋教仁做得风生水起,急剧上升为政治新星。在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他几乎成了老牌革命党人中唯一的风光人物,在外人看来,他又表现出向孙文等人咄咄逼人的“夺权”气势。宋教仁也充满自信地说:“无论是孙的势力或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趋势。”

在宋教仁看来,这新人物无疑就是他自己。

果然,1913年3月中旬,国会选举落幕,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都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第一大党。据统计选民中投票率约占10%,也就是全国约有400万人直接参与了投票。尽管也难以避免选举笑话和选举腐败,但宋教仁联合一些人已经为共和立宪取得了重大一步:突破了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掌控国会的企图,实现了政党竞选,“平民政治”和“全民政治”初现端倪。

接下来接力棒交到了袁世凯手里。

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是政府的首脑,总揽行政大权,总理是由总统提名,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后任命的。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只有提名宋教仁为新的内阁总理,才最容易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将来也才最容易获得国会的支持;而对于宋教仁来说,他首先要获得袁世凯的提名,即便成为了内阁总理,也需要继续寻求与上级袁世凯的合作。

如此一来,袁世凯和宋教仁之间有望形成既有良性合作又有相互制衡的关系。宋教仁“拥有”国会,在立法权上既可以支持袁世凯,也可以制衡袁世凯;而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他在行政权上既可以支持宋教仁,也可以压制宋教仁。在这种“合作中制衡”的关系背后,正是意味着宪政建设即将上一个新台阶。

这一切自然都是宋教仁和袁世凯希望看到的。宋教仁是一个宪政主义者,原本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而对于袁世凯来说,虽然他曾经更看重朝廷的合法性,但一旦成为大总统,共和立宪就是他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也是民国的立国之本,他既没有必要,更没有勇气和实力去挑战共和立宪(至少现在没有)。恰恰相反,真正的共和立宪对他是有利的,因为大清灭亡了,“载沣式”的难题留下来了,袁世凯急需通过宋教仁这样的平民政治家,向人民借力,把大清向往多年却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导致内部崩溃的设想变为现实——把地方实力派(官僚集团)纳入宪政的轨道!从而最终制定出一部真正权威而有效的宪法,稳定民国的政局。

也就是说,袁世凯的对手始终都是试图通过国会把袁世凯政府变成“傀儡政府”的地方实力派(官僚集团),而不是间接帮助他的宋教仁;地方实力派因私而设的“假共和立宪”,是袁、宋在政治上共同的敌手。在这样的框架之下,他们都难以施展才能和行使权力,都迫切希望改变现状。袁世凯和宋教仁之间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彼此互相需要,需要寻求与对方的合作,他们之间的合作面远远大于冲突面——局势竟然把他们都推到了共和立宪“建设者”的位置!

现在,高居庙堂的袁世凯和起于民间的宋教仁,成为了受人期待的一北一南、一朝一野的两大政治明星,很多人会害怕和阻挠他们之间的联手,但更多的人期待他们的联手。

袁世凯行动了,他给此时在南方的宋教仁发出了“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电报。宋教仁将从上海乘火车进京,这里是老牌革命党人的大本营,但宋教仁却没有见到孙文——相信很多人都要问,此时的孙文干吗去了?

在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文曾专程去北京与袁世凯会面,他说,今后要舍弃政事,专心为民国修20万里的铁路。袁世凯正要给孙文“安排个去处”,听到孙文如此表示,随即任命孙文督办全国铁路,在上海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孙文似乎真的是专心修铁路去了,就在宋教仁抵达上海之前,他已经带着一帮人马去日本“考察铁路建设”。

在过去的一些书看来,孙文不想着将对袁世凯的革命进行到底,反而幻想“实业救国”,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软弱性”的表现,但这恰恰是误解了孙文。孙文从来都是认为“袁世凯不可信”,直到最后一刻才无奈放弃了对袁世凯使用革命的手段(北伐)。多年以来,孙文为革命的筹款都是“不择手段”的,而铁路是个大利场,大清变成了民国,铁路主宰由盛宣怀变成了他,这又是一个为革命筹款的好机会!

也就是说,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孙文确实无意角逐政治,孙文还留在革命队伍里,还需要为革命党人争取政权,如果要接受现在的民国,就要接受政权不在手里的现实。站在这个角度,袁世凯比当初的清政府更加危险。当初革命党人为“驱逐鞑虏”流血牺牲,虽然希望渺茫,可毕竟还找得到合法性;现在为各方所接受的民国已经成立,如果还要对袁世凯继续“革命”,合法性又在哪里呢?又有什么理由呢?

随着宋教仁即将北上,他与孙文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虽然宋教仁也一直认为“袁世凯不可信”,但宋教仁的“不可信”是从宪政、分权的角度出发的。在宋教仁看来,如果没有宪政框架下的分权,换作谁(包括孙文)来当总统都是“不可信”的。所以宋教仁要做的只是在共和立宪的框架下与袁世凯共处;他只会限制总统的权力,不会夺取总统的位置;他不会非得追求“革命胜利后”的革命党一党执政,却不会放弃在民国中以政党竞选参与执政——这必然会导致宋教仁“放弃革命”。在他看来,革命虽然可以推翻朝廷,但共和立宪只能通过协商、妥协和契约才能带来。

孙文却是一个现实的人,他不像宋教仁那样“理想化”,对通过没有武力依托的政党竞选来制衡袁世凯等其他势力抱有根本性的怀疑。对于孙文以及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他们眼里的“袁世凯不可信”却是无视袁世凯政府已经成立的事实,要再一次推倒重来,夺取政权——这也必然会导致孙派“将革命进行到底”,继续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对于政党竞选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会很在意了。

而现在,对于孙文以及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宋教仁让章太炎的“革命党消”变成了现实,也在事实上让孙文和陈其美等人“什么都没有了”变成了现实。同盟会已经不存在了,孙文和陈其美等人手中已经没有了“革命党”,新的政党政治又不是他们希望的道路,也没有他们的位置。随着宋教仁另树一帜,急剧上升为新的政治明星,孙文本人和孙派人物陈其美等人却都被边缘化了。更为可怕的是,一旦宋教仁真的代表国民党与袁世凯达成良好合作,那么,孙文和陈其美等人失去的不仅是家底和手中唯一的牌,也是“革命的前途”,从此只能接受作为“革命党”的同盟会变为民国政党的既定事实。孙文等人如果要继续革命,又只能从头开始,这对孙文的革命事业简直是灭顶之灾——宋教仁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孙文等人的“革命大计”!

由于这种根本上的分歧,与袁、宋之间不同,此时的宋教仁与孙文、陈其美等人之间既没有了合作的意愿,也没有了合作的可能,而是进入了非此即彼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孙文和陈其美等人即使没能阻止住宋教仁把同盟会改造成中国国民党,也必将阻止宋教仁北上与袁世凯真的达成合作!

3月20日,是宋教仁从上海火车站启程前往北京的日子。在与革命党人的辞行聚会中,陈其美说:“遯初(宋教仁的字),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指袁世凯政府)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

宋教仁听后笑道:“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宋教仁说的是事实,暗杀一直是革命党人的利器,袁世凯对此还生疏得很。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左右,上海火车站,枪声响了,宋教仁遇刺,送医院后不久便不治身亡,年仅31岁。临终之前,宋教仁没有留给孙文片言只语,遗言留给了远在北京的袁世凯。他报告了自己遇刺的经过,并提出遗愿:“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使)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他似乎至死都没有怀疑过袁世凯,也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没有要求报仇雪恨,至死都在牵挂新生民国的宪政建设。

他没有资源,没有显赫的出身,更没有枪杆子,不能像科举时代的读书人那样“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于是他“货与人民”,却还是以悲剧结尾。

他终于做到了“年轻又有声望”,可是他永远年轻了。

2016年春节,我曾来到宋教仁故居,在这座后来重建的空荡荡的故居之前,已经很难发现他当年的足迹。

谁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百余年来,真相一直没有水落石出,正是因为如此,袁世凯是无法排除嫌疑的。此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也是有嫌疑的,宋教仁上位,他必然下位,按照一般的权力逻辑,他就是“理所当然”的幕后凶手。

而陈其美更是有嫌疑的。站在革命的角度,宋教仁就不是当初陶成章那样的“假革命”了,而是“叛变革命”和“反革命”,宋教仁只能死,刺宋案也只能引向袁世凯政府和他本人。但暗杀宋教仁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要比暗杀陶成章严重得多,而且宋教仁在同盟会里的资历不仅比陶成章要深,比陈其美也要深,如果没有得到孙文默许甚至授意,陈其美能否擅自决定?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作为三权之一的司法权是独立的,并不受行政权的干涉,上海地方检察厅已经向赵秉钧发出了传票,要求他到上海接受问询。只要赵秉钧来上海,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刺宋案都将以司法独立的方式进入法律程序,可以说,这是宋教仁以他的生命换来的民国共和立宪的重要一步!

赵秉钧称病未到。

几个月后,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人烧起了民国的第一把战火,发动“讨袁之役”(又称“二次革命”),刺宋案的司法审判程序被战争彻底打断,幕后元凶的追查也就不了了之,至今成谜。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没有了宋教仁,地方实力派又试图通过国会将袁世凯政府变成“傀儡政府”,袁世凯兵围国会,并最终称帝,在各方的群起而攻之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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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在写作晚清的五年里

晚清最后十八年》写作开始于2011年,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要写它,一切都好像是注定。很多的细节都记不太清了,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当时看到的一则新闻——湖北武汉投资200多亿筹备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当时就有一个念头:这是纪念辛亥革命最好的方式吗?

动笔之后,一开始是把它放在了天涯网上的,与网友们互相讨论和交流。一年多以后,它被评为天涯网“2012年度十大作品”,于是进入出版程序,和读客图书谈合作。我很佩服出版方在一个帖子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就和我签了出版协议,也很感谢他们后来为这套书的出版所做的工作。

那时我已在《旅伴》杂志社工作九年,26岁时从记者、首席记者做到了执行主编,写帖子需要占用全部的业余时间,包括每一个晚上和周末。有一天我接到了女友的短信,她说:在我的观念里,写作是可控的,恋爱才是不可控的,但你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可控,只有写作对你来说才是不可控的,我们分手吧。

当时她在电视台工作,工作繁杂忙碌,在她特别需要关心和倾诉的时候,我总是不在她身边。

我原本以为我的写作生活就要这么继续下去,直到2013年夏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那天舅舅从长沙打电话过来,说我老兄可能是得了一种怪病,他瞒着父母偷偷跑到湘雅医院来住院,几天后就要进手术室了。

老兄在深圳开了一家塑胶模具工厂,固定资产做到了几千万,但仍然是一个夫妻店,他负责业务,嫂子负责财务,小孩还在上学,在生病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去陪伴,因为工厂还需要运转,每天还有事情都要处理,工人还需要发工资。

我从杂志社请好假,跑到长沙去陪伴老兄。八个小时的手术过后,大夫告诉我:情况很不乐观。在他们开会诊会议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听到了“六个月”这样可怕的词语。

安顿好老兄后,我一个人跑到医院的楼顶上,号啕大哭了半个小时。我觉得人生很荒诞,几天前我还只想着如何做好杂志选题,现在只能一个人躲在楼顶哭泣。然而我也作了一个决定,当我回北京办好辞职手续再回到湘雅医院病房时,我发现老兄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中巨大的行李箱。我告诉他: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

我每天睡在病房里,照看输液,买饭喂饭,端屎端尿,洗衣服,去旁边的民居给老兄做好吃的,陪他聊天解闷,搀扶他走路,去楼下晒太阳,抽空的时候就联系国内外一切可能的医药信息。有一天,同病房里另一个陪床的壮汉突然塞给我一袋熟食,说这是他特意回家亲手做的。他说:“小伙子我觉得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你对你父亲真是太有耐心了。”

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父亲,他是我老兄。这个人听后怔住了,他拍着我的肩说:“相信我,兄弟,你们是会创造奇迹的!”

那一刻我跑到楼道里哭了。

我知道老兄其实是最不容易的。自小我和老兄“画风各异”,我沉浸在书本世界里,老兄却更爱玩闹,用学费买衣服,和人谈恋爱,打架,下馆子,花钱大手大脚,后来读到高中死活不读书了,一会儿要去学武术,一会儿又跑去做音箱生意,大半年的时间把家里的积蓄亏得精光,不得不南下广东,从工厂的一名保安做起,这才开设工厂。我是职场人士,有了事还可以辞职一走了之,他却不能“辞职”,哪怕是进了医院,两部手机还是响个不停,还要处理很多的事情。我只能用心去照顾他。

病房里经常有需要你在一分钟之内作决断的时候。大夫会告诉你,接下来如果用这一种药,医保可以报销,但还有一种从外面购买的进口药品,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5万元一小瓶,一次输液用两小瓶,10万元。我问疗效如何,大夫说理论上会更好,但这种病原本就是没有保证的,所以疗效也不能保证。那时候我经常盼望着时间可以慢一点,这样用下一个10万的时候,也可以慢一点。

有一天,老兄突然对我说,一会儿他有个生意上的朋友要过来看他,他不会有事,叫我别担心。这个人进了病房后,和老兄聊了一会儿,老兄突然表现得十分痛苦,不断地喘着气。那个人见状,十分难为情,欲言又止了好一阵,终于留下一句“你好好养病”就走了。我想起老兄的话,突然明白了:这个人不是来看望老兄的,是来要钱的。老兄的工厂因为一时周转不过来,拖欠了他的货款,他见到老兄病重,这才没好意思开口。

我跟老兄商量,把工厂里的原料先低价卖出去一批,付掉他的货款,等资金周转过来后,再把原料高价买回来。这人也是中小企业主,他的资金周转也很困难,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不会跑到病房里来催款的。

治疗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大夫过来告诉我们,再过几个疗程,头发可能要全部掉光了。晚上,老兄对我说:“你扶我下楼去吧。”原来,他要去找家理发店,剃个光头,然后跟我去买了顶帽子戴在头上——是的,即使病重,人生也要主动。

病房里经常会有告别的时候,可能上午刚认识的病人,下午就见不到他了。陪床的人告诉我,病人在病重的时候,会很没有主张,也会很敏感,陪床人任何一个细微之处的言行都会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感受。老兄在治疗期间,只能吃特别清淡的饭菜,不能放任何配料,也几乎没有盐。我每天和老兄吃同样的饭菜,跟他一起吃饭,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是的,我就是要用这种看似可笑的方式来告诉老兄我会一直陪伴他,给他信心。

几个月过去了,冬天来了,有天傍晚,陪他在楼下散完步后,我对老兄说:“你先上去吧,我等一下再回去,我再去吃点儿东西。”

刚刚路过一家麻辣烫摊点,香飘四溢,实在是太诱人,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跑回摊前一顿猛吃,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我把老板的一瓶辣椒酱吃得精光。

我以为老兄早回病房了,但当我走回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楼下的花坛上坐着一个人。天空中飘着小雪,他的背影很孤独,那是老兄,他没有上楼,他坐在那里等我回来。

回到病房后,我觉得心里很难受,躲进卫生间里无声流泪。我责怪自己明明知道最想改善口味的是老兄,他肯定比我更想去吃,可是我为什么没能忍住?

几个月以来,似乎已经流尽了自长大成人以来所有的泪水,很多的时候,我一度认为我们兄弟俩人生会过不去。但那一刻,我觉得人生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但我要把这种力量告诉我的读者。

在从北京拖过来的那件硕大的行李箱中,除了衣服,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每天到深夜,当病房熄灯、老兄睡去之后,我把病房里的椅子搬到走廊上,借着光亮打字。值班护士过来管过几次,后来也不管了。医院里没有网络,遇到对史料有疑问的地方,我只能先记录下来,等到一个集中的时间去附近的网吧上网。我必须拿手机定好闹钟,因为我怕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病房里还在输液的老兄。

我用这种方式完成了《晚清最后十八年》第二部。

六个月过去了,十个月过去了,在所有亲人和朋友的努力之下,老兄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他可以出院了。后来老兄跟我说,我原本以为我们只是兄弟,现在看来你还是上天派来救我的。

我们抱头痛哭。

是的,书本里的世界很广阔,但如果我们不能从小事做起,不能善待身边人,学习历史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去经历真正的磨难,又怎会有真正正确的价值观?当我们积极面对困难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会有个声音告诉你困难是暂时的,你是在做正确的事。

无论世界多么荒凉,心中的光明总要靠自己点亮。

老兄回到了深圳,我回到了北京,写作还在继续。我发现我有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只要发现银行卡上的钱还够付半年的房贷,就总想着辞去工作,专心完成剩下的作品,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一心不能二用的人。父母反而担心我了,他们从深圳跑过来,监督我好好上班,也监督我找女朋友。

辞职之后,我每天拿着包,从家里出去,有时候是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有时候是在公园里,继续写作。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经常过火车的铁路,那里永远停着一辆货车。大部分的时候,我坐在铁轨旁打字。对面是一棵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叶子开始从树枝上掉下来了,原来时间已经快过去三个月了。

我在这里完成了日俄战争对马海战的写作。

父母告诉我,他们要回去了。我很愧疚,让他们监督的事情都落空了,父母其实早就发现了我的秘密。后来他们跟我说:“孩子,你每天拿着包出去,但有一天你是穿着拖鞋出去的,我们又怎么能再给你压力呢。”

五年了,写作已经成了一种生理需要。将你的人生,像毛巾浸在水里一样浸在孤独里,拧干了,便是人生的辽阔。我想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去遇见和把握一份属于自己的缘分。我希望将来这套书再版的时候,也能够写下献给某人,我相信我能够组建幸福的家庭,我们在听从内心声音的路上走了多久,幸福的到来就会走多久吧。

五年了,还去过很多的地方,每当史料不能给我答案的时候,我总要到历史人物曾经涉足的现场去转一转,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为什么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是因为我们的眼里总是饱含泪水。

有一个地方是留到最后才去的:浙江海宁。

1916年,绕地球已经数周的孙文回到了国内,他应朋友之邀,来到海宁观看钱塘江大潮。

钱塘江汹涌的大潮,当它涌来时,如万马奔腾,巨浪滔天,惊涛拍岸,地动山摇,卷走了它面前的一切!

这样的场景,令看惯大风大浪的孙文也无比动容。

观潮过后,他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他应该写点什么。

孙文似乎看到一种人世间最本质的东西,而这也是我们最终要讲述的历史规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黄治军

于201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晚清最后十八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全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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